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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利思义，信守契约
　　“无商不奸”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形象的生动写照，但徽商则信守儒家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信条，高举诚信的旗帜，本着先义后利、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，恪守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、奉公守法、互惠互利、信守契约等基本道德，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，因而在生意场上左右得利，处处受益。
　　财自道生，利缘义取
　　徽商源自深山僻壤，却声名远播。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，站稳商埠，久久立于不败之地?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，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念，徽商把见利思义、诚实守信作为立商之基。
　　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：以诚待人，以信服人；薄利竞争，甘为廉贾；宁可失利，不可失义；注重质量，提高信誉。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，得益于他们的“贾而好儒”，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，自觉地用儒道经商。徽商注重商业道德，主张义中取利，因义而用财。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，有利于竞争；巩固了商帮的团结，有利于发展。
　　清朝年间的徽商舒遵刚，精算计，善权衡。经商之暇喜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。他曾说：“钱，泉也，如流泉然。”他还说：“对人言，生财有大道，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，国且如此，况身家乎。”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：“财自道生，利缘义取。以此严于律己，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。”
　　徽商之所以被称作“儒商”，贵在其讲求义利之道，讲利重义，从不取不义之财。以义取利，德兴财昌，舍义取利，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，为商者应深以诫之。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，他必不会用恶劣、卑鄙之手段去获利，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，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。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，能从仁义道德出发，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，尤其是不趁人之危，欺诈顾客。
　　为了一个“诚”字，徽屯老街“同德仁”这家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，在炮制特色名药“百补全鹿丸”时，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“虔修仙鹿”仪式，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，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。
　　为了一个“信”字，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，老板胡开文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，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，倒入池塘销毁。
　　为了一个“义”字，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，一年大灾，有人劝他“乘时获得”，他却说，能让百姓度过灾荒，才是大利。于是，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，还设粥棚“以食饥民”，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，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。
　　发财不忘乡邻，惠及故里，奉献社会，也是“义”的表现。清初歙县大盐商江演致富后捐银数万两，开通绩溪镇头到孔灵约30里路，又捐巨资疏浚扬州河。一朝事业有成，就要实现造福社会的目标，这是儒家思想倡导的最高境界。
　　徽商巨富胡贯三经商数十年，毕生最讲究的就是商德和修养。他主张“以诚待人”、“以信处事”、“以义取利”的商德；他遵守“以善为本”、“以和为贵”、“以德为基”的十二字箴言。由于胡贯三“贾而好儒”，生意越做越大，门路越来越广，利润也越来越厚。上至武汉、九江，下至芜湖、南京，中到苏州、杭州都开设了当铺、钱庄、布店、作坊、土特产货店……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，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“七条半街”、“三十六典”，成为“江南六大首富之一”。
　　胡贯三继承祖先遗训，崇文尚义，仁恤可风，恤灾扶困，修桥补路，修建书院，造福桑梓。他曾捐重资修造黟、歙、休、祁四县大路九处一百六十余里，重建歙县河西桥、休宁齐云山登封桥和黟县渔亭永济桥；捐银一万五千两兴建碧阳书院。胡贯三乐善好施的故事流传数百年，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。
　　徽商胡雪岩经商也是以“义”为根本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，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，100多年来，被竞相编成戏剧、电影、电视、小说、曲艺，孰不知，胡雪岩与伸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。
　　　　杨乃武、小白菜案轰动朝野，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、运动京官，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，毋庸置疑，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，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。
　　除了开设钱江义渡、开胡庆余堂药号、捐输赈灾、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，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，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。有一回，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，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坟左庑，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，上面都刻有“胡光墉自日本购归”的字样。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，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，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、其店也都刮目相看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，又反映出徽商对“义”、“利”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，从而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。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的实践证明，见利思义、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，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。